记者的话题无非又是我在提倡一夜情、同性恋、虐恋、换偶，多么不负责任，为什么她自己不去做，而提倡大家去做呢？我已经一再声明，我只是说成年人、在隐私的场所、在不涉及未成年人的情况下有权利做这样的事情，用不着被枪毙，被判无期徒刑，被抓进监狱。至于我所提倡的性行为模式有三个（从防病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第一是熟人间的性，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性；第二是不交换体液的性；第三是禁欲。

      在当今这个性革命的时代，我提倡禁欲，这也够逆潮流、够惊世骇俗的了吧。如果说有好多下流小报的记者总想报道点惊世骇俗的言论，怎么就从来没见他们报道过我提倡的这几种性模式呢？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报道我关于一夜情、同性恋、虐恋和换偶的言论，而且要把“提倡”的帽子强加于我呢？

      结论是明摆着的，但是你们这些下流记者很可能不爱听：因为你们根本不赞成我所提倡的那三种性行为模式，而赞成你们一再报道的那些模式。此外，你们希望我说的不仅仅是人们有权利这样做，而且希望我提倡大家这样做。可惜，这并不是我的观点。（我让你们失望了！）当然，你们会矢口否认的：我是反对的呀。但是，以我对性学多年潜心研究的功力来推测：这是你们的潜意识在作怪呢——你们可能在潜意识上有过上述越轨行为的冲动，但是听说过去这些行为有判死刑的、有判无期徒刑的、有蹲监狱的、有行政拘留的、有通知单位的，感觉很受惊吓，感到很压抑，很焦虑，所以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报道我说他们有权利的话，而且总不忘记把“提倡”二字强加于我。

      人们，我可怜你们。

      在此，我郑重声明，我的性心理分析不包括绝大多数记者朋友，他们遵循记者的职业道德，正确全面地报道了我的言论。

王小波身后出现了一个奇特而略带神秘感的现象，那就是，有不少读者不约而同表达过这样一种感觉：王小波就像一个接头暗号，这些人从别人对王小波的喜爱程度辨别对方是否同类。我们当然知道，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圣殿骑士，他们也没有什么关于圣杯的秘密盟誓，那么，这些人所感觉到的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们引为同道的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这个问题使我陷入沉思。想来想去，想到了下面一些东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的正确谜底：

我首先猜测，这些人喜欢王小波的是他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自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度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而王小波钟情于它，倾毕生精力用他美好的文字讴歌自由。因此，那些喜爱特立独行的自由价值的人当然会将他引为同道。

其次，这些人或许是喜欢王小波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反感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他的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气息。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更高级以致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

再次，我猜这些人喜欢王小波对智慧的热爱。他在许多场合抨击愚昧，赞美智慧。他对人类发展至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智慧有一种真正的爱好。凡是能挑战人类智力的事业他都跃跃欲试。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他对反智的倾向有一种刻骨的憎恨，这一点也许引起了同样爱智慧的人们的共鸣。

还有，这些人也许喜欢王小波所创造的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

最后，我猜有比前面几项比例要大得多的一批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小波的生命给我的启示是：人的生命的质量并不能用寿命来衡量。他的生命短暂得像流星，但是就在它存在的那一瞬间，发出了耀眼的光辉，在茫茫夜空划出一道美丽的曲线。

    时间这个东西是最残酷的，也是让所有人最无奈的。我庆幸小波的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直到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读他的书，还在讨论的他的思想。一个人写的东西能保留多长时间，谁说了也不算，还是要时间这个无情的法官来决定。有人总爱把王小波的名望当作炒作的结果，而他们忘记了：炒作是人的意志，时间却不吃这一套。时间的判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的作品有没有生命力，有多长的生命力，最终要由时间来决定。人的善意和恶意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所以我说时间这个东西是最残酷的。

    时间这个东西又是最仁慈的，让人对它满怀敬意。记得小时候，有什么事情好像怎么也无法面对时，唯一的自我安慰就是不知从哪里听到的一句话：时间能够治愈一切创伤。结果真是灵验啊：那些在当时觉得无论如何也过不去的事情，居然在时间这个神医的治疗之下，真的过去了，平复了，治愈了。人又活过来了，生活又生机勃勃地重新开始了。许多人在灾难面前丧失了生的意志，陷入抑郁的黑暗之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去找时间这位包治百病的医生。

    十年了，小波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则得到了时间的治疗。再过几十年，我也会到小波归去的那个地方。人们愿意相信，那里阳光明媚，开满鲜花，所有的人都不用工作，也不用吃饭，只是享受着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快乐和幸福。真是这样吗？也许那里漆黑一片，什么也没有。有这种可能。从没有人向我们证实过什么，因为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过。但是我现在一点也不害怕，我们最终会到那里去，此前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生命就像茫茫大海中的幽灵岛，它的出现只是出于偶然，在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永远地沉没，消失得无影无踪。

另一篇：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

我首先猜测，这些人喜欢王小波的自由精神。王小波一生酷爱自由，不懈追求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写作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即使在肉体最不自由的时代，他也没有放弃对精神自由的追求。自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国度是一种很稀少的东西，而王小波钟情于它，倾毕生精力用他美好的文字讴歌自由。因此，那些喜爱特立独行的自由价值的人当然会将他引为同道。

其次，这些人或许是喜欢王小波的平等精神。王小波最反感任何将人分为等级的事情。他的身上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平民气息。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他的写作中，他最厌恶将人分为等级的做法。他甚至不喜欢听像“使命”、“拯救”这类堂皇的词，觉得自己完全不比任何人更高级以致有资格去拯救任何人的灵魂。在现代社会，平等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基本价值。

再次，我猜这些人喜欢王小波对智慧的热爱。他在许多场合抨击愚昧，赞美智慧。他对人类发展至今所积累的各种知识和智慧有一种真正的爱好。凡是能挑战人类智力的事业他都跃跃欲试。虽然他不可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做，但是他对反智的倾向有一种刻骨的憎恨，这一点也许引起了同样爱智慧的人们的共鸣。

还有，这些人也许喜欢王小波所创造的美。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看家本事是创造美。对于他创造出来的美，有些人看得出来，有些人看不出来。而那些看出来的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接头暗号，以此来辨认审美上的同道。

最后，我猜有比前面几项比例要大得多的一批人是喜欢王小波的幽默、反讽和有趣。在一个无趣化倾向四处弥漫、铺天盖地的时代，王小波以他独特的幽默感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郁积起来的烦闷得到了一个痛快淋漓的宣泄。因此王小波的名字才成为这批快要被烦死的人寻找其他淘气鬼的接头暗号。

我常常觉得，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就在那个无比庄重却又无比滑稽的场合喊了那么一嗓子，使所有的人都吃了一惊，继而露出会心的微笑。后来，这批人把这个孩子当成宠儿，并且把他的名字当成了他们互相认出对方的接头暗号。

   小波的小说集终于在美国出版了。美国《出版周刊》将这本书与高行建的获诺贝尔奖的小说相提并论。翻译家葛浩然说：王的小说的出版将改变西方人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刻板印象。翻译家是一位中国人和一位美国人，他们竟然用了六年时间来翻译这本小说。翻译非常忠实于原文，以致有出版社已经提出出中英对照本的意向。小波遇到这样的翻译是幸运的。小波的小说艺术应当获得这样的评价，这既是我的期望，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以下转载一篇报刊文章：

   由美聖路易市女作家張洪凌和芳邦大學英語系教授兼詩人傑生.索摩(Jason Sommer  )合作翻譯的《Wang in Love and Bondage》将於今年3月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SUNY Press)出版。作为該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重點圖書，此書收集了王小波三部代表作：《2015》，《黄金時代》和《東宫、西宫》。目前，《出版者週刊（Publishers Weekly）》, 图书馆协会《图书榜单 (Booklist) 》和著名翻譯家葛浩然(Howard Goldblatt)已给与該書高度評價。该书可以从美国的著名在线售书网站亚马逊网站购得。网址为：http://www.amazon.com/Wang-Love-Bondage-Novellas-Xiaobo/dp/0791470652/ref=pd_bbs_sr_1/002-0972731-3880835?ie=UTF8&s=books&qid=1174837457&sr=1-1

  王小波（1952-1997），是中國當代最特立獨行的作家，也是深受讀者喜愛的作家。他的作品被譽為“中國當代文壇最美的收獲” 。有評論家稱 “我不敢相信中國二十世紀最後一个十年，文壇會出現這樣的作品和作家。”王小波作品中對中國社會的尖銳批判和驚世駭俗的性描寫曾引起廣泛争議，并引發了一場持久不衰的“王小波热”。王小波荒誕不經的想象力和妙趣横生的敘述方式在英語世界里當會赢得更多會心的微笑。

  女作家张洪凌早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法律系，後獲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碩士。赴美後先在聖路易斯市的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學院做訪問學者，後轉攻英美文學。98年被華盛頓大學創作專業錄取，獲創作藝術碩士。中文作品曾以不同筆名散見于北美“世界日報”，香港中文大學的“世紀中國”及海外留學生網絡雜誌“華夏文摘”。短篇小說“紙鶴”被選入“北美中國大陸新移民作家小說精選与點評”. 英文作品見于“The Riverfront Times”, “TriQuarterly” 和“The Tampa Review”。目前除專職寫作外，還在聖路易斯市的幾所大學教小說創作和中國文化。

  Jason Sommer, 是芳邦大学(Fontbonne University)英语系教授兼诗人. 已出版三本诗集: 其中两本诗集Other People’s Troubles和The Man Who Sleeps in my Office, 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另一本Lifting the Stone 由 Forest Books, London 出版. 2001年, Jason Sommer因其在诗歌创作领域的成就获美国文学大奖"怀丁作家奖"(Whiting Foundation Writer’s Fellowship).Jason的父亲和姑姑都是二战时期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 他的许多诗歌都取材于此. 作为幸存者的儿子, 他对以表现恐惧和荒诞见长的黑色幽默有一份更深切的共鸣.

　　梭罗的一句话常常回响在耳边，他说：看四季的轮回难道就不算是一种职业吗？这个想法总是容易被人当作玩笑，难以认真对待。

　　人们之所以不想认真对待他的话有几个原因：

　　第一，以此为职业，靠什么吃饭？这是大多数人无法正式考虑他的建议的原因。可是，现在有一批人已经解决了吃饭的问题，这些人就可以认真考虑他的建议了。

　　第二，不工作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的价值都是绝对的，在日本，甚至有很多人干到过劳死。好像不工作的人就是坏人，是行尸走肉，生命就没有了意义。可是工作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生命吗？从已经在这个地球上活过并死去的亿万人的生命看，工作的人（如奴隶）与不工作的人（如贵族）相比，其生命并非更有意义或更无意义。感觉上前者的生命如果和后者有什么区别，只是更艰辛、更单调无趣、更可怜一些而已。

　　第三，如果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活过与没活过又有什么区别呢？梭罗的职业虽然是在山野中观察四季的轮回，但是他毕竟留下了著作。我们可以只选择这个职业而不留任何痕迹吗？这真的可以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吗？我现在倾向于认可。原因在于，所有已经留下痕迹的人和他们所留的痕迹最终还是会灰飞烟灭。所以如果才力不够，留不下什么痕迹也不要紧，也可以做这个选择。

　　想清楚之后，我准备正式考虑梭罗的建议，将观察四季的轮回当作自己新的职业。当然，还有一点技术上的困难——我要在五年之后才退休，这个新职业要到那时才能真正实行。但是也不排除在精神上从此时此刻开始实行的可能性。

　　后来，听说她翻译出版了《哈维尔文集》，最近又读到她的《正义之前》。我还很少看到写得如此之好的书。而且，它触动了我最敏感的神经，它触动了我从青年时代起最关注的问题，真正的兴趣所在。我现在认真考虑是否应当把精力转向这个方面。

　　最近还看了朱大可的《流氓的盛宴》，写得也很不错，可惜文笔不如崔那么干净，有点夸张，流氓这个概念用得有点过了，让人看到最后对流氓主义这个概念感到厌恶而且起了疑心：能不能这么概括呢？

　　第一句是：我不是英雄。

　　最早在复旦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被澳大利亚大法官科比称为“英雄”，在受宠若惊之余，感到心虚，因为那实在是谬奖。后来在不同的会议上，一再被同志称为“斗士”、“灯塔”，节前，智行基金会特意为我举办的茶话会上，有一位小女同志送了我一座小小的能闪亮的灯塔，讲到她们苦闷时，看了我的《同性恋亚文化》，就是这个感觉。我在感到自己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之时，同样觉得心虚得很，正如我在那个会上致辞时所说，其实我有时是很软弱的，当不得英雄的称号。最近正好看了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父辈的旗帜》，主人公的一句话特别能反映我在被人叫做“英雄”时的感觉。他因为参加硫磺岛战役被记者拍了一张后来变得很著名的照片而被请去参加各种讲演展示活动，他心情非常矛盾，说：真正的英雄全都死在硫磺岛了。我当时想的就是怎么别被打死而已。所以我不是英雄。

　　第二句是：我不适合做英雄。

　　做英雄的人要有献身气质，而我恰恰缺少这种气质。记得一位年轻时代的朋友就特有这种气质。我总是忘不了她在80年代说过的一句话：我老想为什么事业献身，可惜总是找不到这样值得献身的事。我这个人生性恬淡，喜欢静，不喜欢动。总想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呆着，不爱热闹。我最近第三次关闭了博客的评论功能，就出于这种心理。这次更彻底，连留言功能也关了。此外，我也永远体会不到老毛那种“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境界。所以我最不适合做英雄。如果做了，纯属误会。就像当年看瞿秋白《历史的误会》那篇著名遗书时的感觉。我特能理解他的感觉。

　　第三句是：我们的时代不需要英雄。

　　自从我在性权利问题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之后，人们都变得过于激动。使我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不是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能够撼动的。有时候，你觉得你是为他争权利，是为他好，他却认为你是要害他。所以不只一个人跟我提起鲁迅的血馒头——一个烈士被砍头，围观者麻木不仁，还要去沾他的血，用血馒头给孩子治肺痨。血馒头的故事讲来讲去讲的是一件事：沟通困难。这个英雄是在对牛弹琴，鸡同鸭讲。仅仅说几句话倒罢了，还闹到砍头的程度就太过分了。他的牺牲太无价值了，人家对你的牺牲浑然不觉，只是看个热闹，当个娱乐。所以不如就去娱乐，挺好。好多人早就想清楚看清楚这个了，所以早就加入了“沉默的大多数”。我这个弯子绕得够大的。老想说话，老想发声。领导领导不待见，群众群众不待见。以后不说行不行？以后我就保留点自言自语的权利，偶尔在这里自言自语几句得了。